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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某些人“我們很不放心”三峽的原因
2011/8/27 17:29:02    新聞來源: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
 
  文/水博

  看到任星輝先生的《三峽:為什么“我們很不放心”》文章后,我感到非常理解。因為,在前不久我和他曾經一起參加了討論有關三峽問題的第十三期《薊門決策》論壇,所以,我知道任星輝對于三峽的“不放心”,絕不是說說而已,而確實是存在著很多認識誤區。

  對于國務院通過的《三峽后續工作規劃》,任先生認為“借著這次國務院這次表態造就的言論空間而來的,除了對相關問題關注的深度推進,還有有關方面的重申、澄清或辯駁。就后者而言,或者強調三峽工程是科學論證、民主決策的典范,或者指責有人借機“攻擊”、“妖魔化”三峽工程,種種說法,不一而足,好像媒體和民眾的真是“吃飽了撐的沒事干”一樣。”

  任先生的前半句話一點都沒有問題,確實反映了國務院通過了《三峽后續工作規劃》后的一些社會現實。但是,對于第二句話,則反映出了任先生和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的不滿情緒。首先是不滿“三峽工程是科學論證、民主決策的典范”, 其次是不滿對“有人借機“攻擊”、“妖魔化”三峽工程”的批評。因此,任先生抱怨“好像媒體和民眾的真是‘吃飽了撐的沒事干’一樣”的理由也很清楚,不過就是因為任先生和很多人對三峽“很不放心”。

  由于曾經和任先生一起參加過《薊門決策》,我知道任先生的“不放心”是出于對國家前途和社會發展的責任感,因此,他們的不放心不僅不是“吃飽了撐的沒事干”,而是應該大力提倡的有憂國憂民。然而,盡管憂國憂民的動機是好的,但是,如果沒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也未必就能得到好的結果。我覺得任先生和一些對三峽工程很不放心的同志,恰恰是因為不夠了解實際情況,所以,不管它們的主觀意愿如何,他們也不可能做到實事求是,做不到實事求是,當然就更談不上能有科學的態度了。

  我說任先生和那些對三峽不放心的同志不了解實際情況,任先生可能不同意。但是,我們以任先生的這句“有人借機‘攻擊’、‘妖魔化’三峽工程”為例,就可以證明任先生確實還很不了解事實際情況。任先生在文章開篇的第一段結尾就說過“雖然從論證到建設,有關三峽工程的爭論和問題的消息,一直就有,但由官方公開承認這個多年來著力打造的政治標本工程存在不利影響,這尚屬首次。”。能說出這種話,就反映出任先生對有關三峽工程的實際情況是非常不了解的。只要任先生稍微翻閱一下以往的有關三峽的新聞報道,國內外所謂中國政府首次承認三峽“問題”的說法,恐怕是不計其數。

  最典型的恐怕是要數2007年9月,國務院三峽辦主任汪嘯風在武漢會議上的“對于三峽工程能引發的生態環境安全問題,我們決不能掉以輕心,決不能以損失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一時的經濟繁榮”的講話,引發了國內外中國政府首次承認三峽工程可能引發生態災難的炒作。當時國外媒體炒作三峽的代表作,是美國《華爾街日報》的“三峽大壩之憂”。那時候,國內外所有對三峽的不滿的媒體記者,幾乎都在新聞報道中帶有任先生的“官方公開承認這個多年來著力打造的政治標本工程存在不利影響,這尚屬首次”的意思。

  如果任先生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如果任先生了解2007年那場關于三峽爭論的歷史,任先生就不可能再寫出“官方公開承認這個多年來著力打造的政治標本工程存在不利影響,這尚屬首次”的評論。因為,誰都應該知道所謂“首次”只有一次,第二次就不可能是首次了。然而,西方的一些媒體為了利用公眾對我國政府的信任,挑撥起社會對三峽的不滿情緒。所以,一再使用“官方首次公開承認”的說法騙人。事實上,即使在2007年的時候,也絕不是什么“尚屬首次”,因為,早在1997年當時的朱镕基總理就在視察了三峽工程之后,曾明確指示“防治地質災害和生態環境建設,是三峽工程密不可分的組成部分”,“對治理工程項目,要快調查,快規劃,快立項,快審批,快實施,做到科學論證,簡化程序,加快進行”。

  對比十幾年前中國總理的這些公開講話,難道還有人會認為中國政府承認三峽“工程存在不利影響,尚屬首次”嗎?其實,平心而論,從三峽工程建設前的爭論到三峽工程論證后的結論,誰都應該知道我國政府的態度從來都是三峽工程“有利有弊,利大于弊”。所以,從第一次使用“官方公開承認存在不利影響,尚屬首次”的說法的時候起,無疑就是在采取一種挑撥離間的造謠方式,其目的無非就是要“妖魔化”三峽工程。因此,根據任先生在文章再次引用的這種造謠的說法,也完全可以說明“有人借機‘攻擊’、‘妖魔化’三峽工程”的警告,決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我們當前必須面對的現實。

  仔細分析之后也不難看出來,任先生文章的核心論據之一是三峽的論證不夠科學。

  任先生質疑的論證科學性,首先是所謂論證主管部門的問題。在此任先生引用了記者戴晴的說法“水電部是三峽工程的主管部門,對三峽也持主上態度。因此,論證交由水電部,如時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三峽論證組副組長的原國家計委副主任林華所言,是‘由國家論證變成了部門論證’,從此“三峽該不該上是不容討論的,只能論證‘如何上’的問題”。”。不過,我們應該告訴的任先生的是,戴晴的說法完全不成立。首先,所謂“水電部是三峽工程的主管部門”是戴晴自己想當然的猜測。如果說她當年是出于對三峽工程的無知,作出了這樣假定,那么在三峽工程已經建設成了若干年之后,還有人要繼續引用這個說法。那么這個人如果不是糊涂,就一定是故意裝糊涂。因為現實分明是:水電部既不是三峽的建設主管部門,也不是三峽的運行主管部門。只不過我們的三峽工程要解決的,恰恰是我國的水利和電力問題罷了。

  此外,戴晴記者的關于“三峽該不該上是不容討論的,只能論證‘如何上’”的說法,也是違背客觀事實的。這根本就無需爭論,只要我們稍微看看三峽工程的論證報告內容,就知道三峽的論證,是否存在“三峽該不該上是不容討論的,只能論證‘如何上’的問題”了。

  對于參加三峽論證的人員問題,戴晴的說法也有很大的片面性。任先生引用戴晴的論據是“參加了1988年11月下旬三峽工程領導小組第九次擴大會議的這幾位政協委員說,“即以這次領導小組擴大會議出席者177人統計,其中103人為水電系統的同志,也占多數。這樣的組織方式難免形成‘一家之言’。””。任先生在引用這一段內容的時候,為什么不想想,戴晴記者為什么要用出席某一次會議的代表來計算比例,而不采用直接作出結論的專家組的構成比例呢?我也許可以告訴任先生這里的原因何在。因為,三峽論證的專家組包括了所有相關專業的全國性學會理事長、副理事長和各專業委員會主任、副主任約60余人。論證專家組中非水利電力專家的人數占到了大多數。精明的戴晴也是許為了掩蓋三峽論證專家組的構成的客觀和公正,所以故意拿出某一會議的參加人員,來說明“會議出席者177人統計,其中103人為水電系統的同志,也占多數。這樣的組織方式難免形成‘一家之言’”。遺憾的是戴晴記者“精明”的“論述”,不僅讓當年很多人都上當受騙,群情激憤,而且,至今還能讓任先生這樣的憂國憂民者耿耿于懷。

  任先生的文章還說到:“三峽工程不立即上馬也有一定難處,這就是葛洲壩工程完工后施工隊伍如何轉移,家屬怎么安排,也涉及到成千上萬人的切身利益問題。”(郭來喜,1988:328)在林華處巧遇來采訪的記者錢鋼的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雷樹萱也說:“為什么葛洲壩花那么多錢?就是本來想搞了葛洲壩,裝備起來去上三峽。因此葛洲壩48億投資,有8個億是施工機械。有人說,搞了一支強大的‘海軍’,一支強大的‘裝甲兵’,——從日本進口了大采沙船,這種船只有在長江可以用。搞了那么多大翻斗車,也只有在長江截流用。現在工程完了,兩個億算是折舊了,六個億的設備爛在那里,從1970年到現在,快二十年了。浪費不得了!”(戴晴,1989:71)這當然也是問題,但正如郭來喜所說:“比起全國大局畢竟是個局部問題。”可是,真正重要的,卻是主持論證的主管部門水電部的想法。”

  對于戴晴的這個猜測,我認為是完全不成立的。因為,當年水電部管理的絕不是只有一個葛洲壩工程局,而是全國所有的幾十個水利水電工程局。如果從保住工程局的飯碗,有活干的角度上來看,水電部恰恰應該站在反對三峽上馬的立場上才對。三峽論證的時候,我已經來到中國水電學會工作。我承認上三峽確實能解決葛洲壩工程完成之后,葛洲壩工程局的出路和飯碗問題。但是,同時我也深切的體會到,一旦三峽工程上馬之后,由于投資巨大全國的所有的水利水電工程的投資都會受到影響。所以,客觀地說,在我國當時的投資體制下,全國絕大多數的水利水電工作者,都是反對三峽立刻上馬的。而且,他們的這種擔心也被以后的事實所證明。李銳的回憶錄里就曾說過,電力部的一位副部長感受到了三峽上馬后水電行業的整體困難。具體的事實還有,我國龍灘水電工程早在1992年就已經獲得了當時我們蒙昧以求的世界銀行的貸款,但是,由于三峽的上馬,龍灘水電工程還是推遲到了電力體制改革以后才開工。我記得在三峽開工后的1996年,中國的水電行業第一次實現了“零”的突破,即全年都沒有一個水電項目開工。

  這個問題恰恰應該能說明,當時由國家的業務主管部門水電部來組織三峽的論證,是完全正確的。因為,三峽工程要解決的恰恰是我國水利和電力問題,不讓了解和主管水利電力的國務院部門組織,又由誰來組織呢?而且,根據戴晴記者的猜疑和客觀現實的對比,我們也不難看出來:水電部和三峽論證專家組的專家們,都沒有讓照顧本行業的飯碗的意見,干擾了三峽論證的科學性。因此,根據任先生所強調的這些資料,恰恰應該說明,我國三峽工程的論證,具有足夠的科學性。任先生的誤解和戴晴的猜疑,都是緣于他們不了解全國的實際情況。

  除了對三峽論證科學性的懷疑之外,任先生擔心的還有三峽工程決策的民主性。任先生文章抱怨說“正如真正的論證不應借科學之名,行承風希旨之實一樣,政治決策不能系于領導的腦門子,而應受制于民主程序或者至少是代議機構預算控制下的公共機構。三峽工程走的是最高權力機構的民主程序。類似公共工程由人大決策,這是空前且暫時絕后的一次。”。這里我們應該告訴任先生,不必再抱怨了,三峽工程的論證科學性和決策的民主性在全世界范圍內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恐怕還找不到任何一個工程的決策過程,能夠超過三峽。此外,任先生關于“類似公共工程由人大決策,這是空前且暫時絕后的一次。”的感慨,也是完全錯誤的。在我國三峽之前的三門峽工程,也是由全國人大通過的。而且,隨著我國民主化進程的推進,今后我國重大工程的決策,通過全國人大的表決的情況,肯定還會有。

  作為具體的論據,任文(任先生的文章)抱怨說“有不同意見的專家們在論證程序中是“說了也白說”的話,在公共表達中受到的待遇則基本上是“不讓說”。政協委員、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喬培新說:“圍繞三峽工程的論爭反映了一種偏向——不夠民主。只許表示贊同的意見,而給反對意見的申述設置種種阻礙。決策在表面上有民主程序,實則不是那么回事。去年政協會議期間,人民日報向我約稿,我談的便是對三峽工程的意見,稿子安排了說是第二天見報,但報社突然接到上面通知,說不發表,只好作罷。””

  我覺得如果任先生在十幾年前發出這些抱怨,也許還可以讓人理解,但是今天卻有點太不適時宜了。眾所周知,三峽工程的技術總負責人潘家錚曾經在回答誰對三峽工程的貢獻最大的時候,就說過,是三峽的反對派對三峽工程的貢獻最大,因為正是他們所提出的各種疑問,讓三峽工程的設計考慮的更加全面,避免了“走彎路”。由此來看,所謂“有不同意見的專家們在論證程序中是‘說了也白說’”的說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其次,關于“在公共表達中受到的待遇則基本上是‘不讓說’”的問題,也確實存在。不過,很湊巧任先生所列舉的這位喬培新的抱怨很有說服力。根據郭玉閃同志的《三峽工程的代價》一文中的內容。我們知道“喬培新(曾擔任過人民銀行副行長)提供的,他在靜態預算361億的基礎上用不同的通貨膨脹率、每度電不同還款額度以及不同期限的貸款年限來計算,如果貸款利率按國家優惠價,那么動態投資額在787億~3203億之間,如果按基建投資利率算,那么動態投資總額在2861億~5843億之間。”。而我們知道,三峽工程的投資實際上是按照國家基建投資利率支付的。但是,實際最終的動態投資總額是1800多億,而不是在這位憤憤不平的前副行長所說的“2861億~5843億之間”。

  通過任先生所列舉的不讓反對派在報紙上公開發表錯誤言論的這個例子,反倒說明了我們國家當時的宣傳策略似乎是非常正確的。一些反對派曾建議“‘關于三峽工程上馬的兩種不同意見,應平等地都見報’。后來中宣部答復是:‘不宜在報上公開辯論’”。現在來看,某些未經證實的個人意見可以在專業會議上發表、爭論,但是,確實不應該拿到社會上去公開爭論,以致于誤導公眾。顯而易見,當過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喬培新同志,居然在投資預測的問題上出現了這么大的誤差,我們對此只能做出兩種解釋。一種是我國的所謂專家的水平太低,另外一種解釋的可能更大,那就是當時的一些三峽反對派,思想上確實已經變得比較偏激,以致于他們常常不能再做出客觀的分析。這些關于的某個人偏激意見,非要拿到社會上公開討論,無論如何都不會有什么好處。

  關于三峽工程的決策民主問題,任文濃墨重彩的描述了臺灣人大代表黃順興的經歷。看到“你堂堂一個人大,怎么敢這樣——將電源關閉,動用技術手段來壓制代表行使權利。我決定退席抗議,離開座位,走到休息廳。記者圍上來,我事先雖然沒有料想到關閉擴音器這一粗暴作法,畢竟有所準備,于是當場把材料散發給他們,同時對他們做了補充說明,等于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的論述,大家都覺得,全國人大為了通過三峽工程已經不擇手段了。其實,稍微一分析就不難看出來,任文的論述是不夠客觀、公正的。

  黃順興代表要在大會上發言的具體內容,不是什么他對三峽工程的特殊發現,而是建議更改表決的程序,將三峽工程的表決按重大議案處理,必須有三分之二以上贊同才能算通過。某個代表自己想提出建議當然是可以的,但是,他的這種意見完全可以在表決之前以書面的方式提出。因為,決定是否應該按照重大議案程序表決的權利,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而某個代表若有這樣的建議,完全應該在表決之前,向人大常委會建議。而不應該故意要等到即將表決的時候,才突然要求進行大會發言,提出推翻整個表決程序的建議。這種行為無論從哪一點上來看,都有點故意搗亂的味道。因此,大會關閉搗亂者的揚聲器,也不失為是一種制止故意搗亂的明智之舉。臺灣的政客們習慣利用議會進行嘩眾取寵的表演,對于這種政客,采取關閉揚聲器的措施要比臺灣議會的議員們之間大打出手文明得多。

  對于黃政客我覺得根本就不值得什么大驚小怪的。幸虧后來的全國人大表決結果,贊同票已經超過了三分之二。也就是說即便全國人大完全按照黃順興故意搗亂發言去做,也不會得到不同的結論。否則的話,這個關閉黃順興島亂發言揚聲器的行為,一定會成為三峽工程決策是非法的證據。

  正因為三峽工程的表決通過票數已經超過了三分之二,所以,此后所有關于黃順興委員要求發言的炒作,都不喜歡具體提及黃順興要發言的內容,而是局限在大會不讓黃擅自發言的和黃順興憤然離席的行為上。其實,政客黃順興嘩眾取寵的自我炒作,根本就不值得我們過分關注。

  應該說,任文關于這一情況的介紹也是有問題的。對黃憤然離席的后面,任文這樣敘述“林華說:“你光給領導同志送一面之詞,你讓他如何做出正確判斷?”人大的決策亦如是。不同的意見,尤其是反方意見自由、充分呈現,讓參與決策者對問題的是非有個基本的了解,在此基礎上再按法定程序拍板定案,如此民主決策一說方可謂不謬。可在三峽決策上,不同意見無論在社會還是在決策機構,都被刻意限制,“一言堂”若此,哪來什么“民主決策”?如果民主只是稀里糊涂摁表決器,盲人觀花聾子聽戲的話,那這也算得上。”。看到這些內容,讀者似乎會認為,不讓黃順興代表發言是為了“光給領導同志送一面之詞”。而事實上,黃順興自己不僅沒有對三峽工程有任何獨特的發現或者建議,而在整個人大會議期間,他一直都在不遺余力地傳播著各種否定三峽的意見。我們幾乎可以肯定的說,他所要表達的內容和意見,恐怕沒有一個人大代表會不知道。況且,從最后人大會議不讓他發言,反倒容許他召開“新聞發布會”宣讀發言的情況來看,大會組織者根本不是在擔心黃順興的聲音被人聽到,而只是不想讓他故意搗亂的行為擾亂了會場秩序。

  關于任文中敘述的黃順興說:“本來,大陸幾十年來上馬的工程不下千百萬,小至啤酒廠,大至核能發電站,也有投資幾十億上百億的,都不曾如此鄭重‘通過’,為什么偏偏把三峽工程拿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表決?這本身就有問題。”什么問題呢?黃順興的觀察可能道破了個中玄機:“沒有把握又要強行通過,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要把責任推給全國嗎——這是你人大通過了的!為什么要推?沒有把握。這幾樁事情都是連帶的。”更是可笑之極。不僅三峽工程的技術負責人潘家錚院士,多次在各種場合表達過,三峽工程如有問題,他愿意承擔任何責任,就是像我這樣的水電工作者,也絲毫不會對承擔三峽工程的責任有一絲一毫的推卸。要知道,當年美國胡佛大壩的建設者們的名字被當做英雄刻在了大壩上,今天我們中國的三峽大壩建設者,難道水平還會不如80 年前的美國人嗎?認為三峽“沒有把握的”是黃順興那樣的政客,而不是我們水電科技工作者。政客黃順興可能永遠都不會理解,三峽工程對我們建設者來說,不僅是責任,更是一份榮譽和光榮。

  因此,對于任文所感慨的“黃順興擲地有聲的回答:‘這責任你推得掉嗎,我們每一個人、每一樁事,都是要向歷史交代的。’”我感到特別的可笑。任先生居然一點也不知道,我們很多三峽的建設者們,都盼望著我們國家能有那么一天,像現在的美國一樣把我們的名字刻在大壩上,讓歷史記住我們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偉大貢獻。

  任文在題為“眾聲還將喧囂”的最后一章中特別還舉例說到:關注過長江洪水報道的人可能都清楚三峽大壩的防洪地位在媒體上的嬗變軌跡: 2003年6月1日,新華社稿件:“三峽大壩固若金湯,可以抵擋萬年一遇洪水” 2007年5月8日,新華社稿件:“三峽大壩 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 2008年10月21日,新華網稿件:“三峽大壩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2010年7月20日,央視網稿件:“三峽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大壩上”” 

  對于這個曾經的社會熱點問題,任文解釋說“對于這些由權威官方媒體發布、讓公眾無可如何的防洪標準,后來三峽方面出面澄清:‘大壩的防洪能力從來就沒有變過,是媒體在不同時期截取了不同概念,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四種說法都對。’(以上據媒體報道整理)如果你去翻閱三峽論證報告,當然會知道這些報道的不嚴謹。那么,是這些媒體要把三峽方面往火上架嗎?這顯然也非實情。正如一些人已經提到的,這些不確切的信息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在于有關方面的過度宣傳。”

  任先生關于我國三峽工程可能存在著宣傳過度的看法,我完全同意。在現行的體制下,別說是舉世矚目的三峽工程,在我們國家發生的任何事情,不存在著宣傳過渡的問題呢?但是,恰恰在這個關于三峽防洪能力的問題上,卻真不是什么宣傳過渡的問題,而正是有人要“借機“攻擊”、“妖魔化”三峽工程”的結果。

  2010年7月20日長江上游出現了超過1998年的瞬時特大洪峰。由于我國已建成的三峽大壩開始發揮極其重要的防洪作用,長江下游的各地均安然無恙。三峽大壩終于讓長江下游的人民群眾實現了在特大洪水來臨之際,仍然可以睡一個安穩覺的夙愿。然而,三峽的出色表現,卻讓某些喜歡借著三峽反華人士感到了某種危機。于是一篇精心編造的《三峽大壩到底可以抵擋幾年一遇的洪水?》文章很快就出爐了。

  該文章的內容不多,只是列舉了幾個文章題目和相應的網址。分別是:2003年《三峽大壩可以抵擋萬年一遇洪水》;2007 年《三峽大壩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2008 年《三峽大壩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2010 年央視新聞《三峽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峽大壩》〉。但是,文章的立意卻很清楚。無非就是要說,我們的新聞宣傳關于三峽大壩的防洪作用正在隨著三峽的建設成功逐年降低。2003的時候說是三峽可以抵御萬年一遇的洪水;2007年的時候說是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2008年的時候變成可以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而到了今年2010 年則變成了“三峽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峽大壩上”。

  本來一個工程的防洪能力是應該是確定的,怎么可能會不斷地隨著時間變化呢?難道真是我們的新聞媒體,當年為了讓民眾支持三峽工程,曾經進行過各種虛假的欺騙宣傳嗎?抱著這個疑問,我曾經按照文章所提供的網址看個究竟。看到原文才發現,原來這不過又是一些反壩人士造謠誣蔑三峽的新伎倆。

  為了達到欺騙誤導公眾的目的,所謂“2003年新聞《三峽大壩可以抵擋萬年一遇洪水》”的文章題目就已經被篡改了。原文題目是《三峽大壩固若金湯,可以抵擋萬年一遇洪水》。看到文章的內容就更清楚了,這是一篇形容三峽大壩本身建造的非常堅固的文章。即使遇到萬年一遇的洪水,大壩本身也能固若金湯(我們判別大壩強度的時候,確實也需要使用能否抵御萬年一遇的洪水標準進行校核)。文章通篇根本就沒有過三峽工程(的水庫)可以抵御萬年一遇的洪水的意思。這里反壩人士的欺騙,非常有技巧,他們知道大多數人不會仔細的去查看原文,所以,就放心大膽的造謠。為了能達到騙人的目的,很多炒作還故意把題目中的“三峽大壩固若金湯”的部分給刪掉了。因而就無中生有的編造出了,我國媒體2003年曾宣傳過三峽“可以抵擋萬年一遇洪水”的假新聞。

  至于2007年和2008年的新聞內容,其實并沒有任何區別。因為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非常明確,就是保障把下游河段十年一遇的防洪標準提高到百年,在配合分洪措施的情況下,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實際上在2007年的很多新聞中,也曾多次提到過三峽可以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當時,為了對一些不夠嚴謹的報道做出澄清,我還曾于2007年06月05日在人民網科技頻道,發表過《三峽能否抵御千年一遇洪水?我們該信誰》的文章,對當時各種三峽防洪能力的不同表述,進行過詳細的比較和說明。

  關于“2010 年的新聞《三峽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峽大壩上》”就更是一種故意斷章取義的炒作。因為,盡管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非常巨大,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要說“三峽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峽大壩上”不僅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有時候也是非常必要的。其實,即便是在反壩人士炒作的〈三峽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峽大壩上〉這篇文章中,也有三峽工程已經完全可以發揮正常防洪作用的論述。該新聞的具體內容為:

  主持人(白巖松):你覺得現有的庫容量能不能迎接即將到來的洪峰?

  王海:三峽現在已經具有正常運行期221.5億立方米防洪庫容的能力。應該說剩下的庫容主要是留著應對以后更大的洪水,并不是說一次洪水之后就用完的,因為后期可能還會有大的洪水。作為三峽樞紐來說,本身是具有221.5億的防洪庫容,作為樞紐本身應該是安全的。

  主持人(白巖松):您講的是它的一個安全性,現在可能很多公眾非常關心,針對今年即將到來的大洪水,三峽庫區能否起到蓄洪、泄洪設計上的作用?

  王海:應該來說三峽今年是具備有正常運行期設計的防洪能力,這是肯定的。

  從這段對話中,我們不難發現,整篇文章的內容,主要并不是在說“三峽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峽大壩上”,只不過節目的主持人自己似乎強烈的想要表達這樣的一種個人意見。即使主持人的意見被回答問題的專家明確的否定了之后,主持人還是把他自己的個人想法作為新聞的題目發了出來,從而讓一些造謠誣蔑三峽的反壩人士,加以利用了。

  由此可見,這幾條新聞的出現,決不是由于我們對三峽工程的過度宣傳,而是有惡意炒作者,故意把這些強調不同側面的新聞內容,巧妙地編排在一起的騙人罷了。例如,2007年6月1日就曾有過新華社(記者楊希偉)報道說“湖北省水利廳廳長王忠法1日在湖北防汛形勢座談會上表示,對三峽工程今年的防洪作用不能估計過高,中下游地區對長江防汛絕不可麻痹松懈。他指出,三峽工程今年的正常防洪庫容為68億立方米,只可解決荊江約20年一遇的洪水。”

  如果真正客觀的評價“三峽大壩的防洪地位在媒體上的嬗變軌跡”應該是 2003年6月1日,由于大壩剛剛建成蓄水,防洪能力還非常有限,所以新華社的稿件《三峽大壩固若金湯,可以抵擋萬年一遇洪水”》特別強調我國新建成的三峽大壩的質量高。 2007年6月1日新華社(記者楊希偉)曾經客觀的報道過“對三峽工程今年的防洪作用不能估計過高,只可解決荊江約20年一遇的洪水。”

  到了2008年三峽大壩完全建成之后,新華網的稿件多次反復報道過:“三峽大壩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和“三峽大壩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只不過三峽大壩的這兩種防洪能力的條件不同,一個是指三峽自己本身的防洪能力,一個是指配合使用下游的分洪措施之后的防洪能力。2010年7月20日,央視網節目中記者為了迎合社會潮流自己想說的雖然是“三峽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大壩上”而看到全文之后,不難看出真正三峽專家的明確答復是“三峽今年是具備有正常運行期設計的防洪能力,這是肯定的”。

  這樣如果我們不帶任何偏見的、全面地連起來看,應該是:

  2003年6月1日,因為大壩還沒有能發揮任何防洪作用,新華社的《三峽大壩固若金湯,可以抵擋萬年一遇洪水”》特別強調我國新建成的三峽大壩的質量高。 

  2007年6月1日新華社就強調鍋“對三峽工程今年的防洪作用不能估計過高,中下游地區對長江防汛絕不可麻痹松懈。三峽工程今年的正常防洪庫容為68億立方米,只可解決荊江約20年一遇的洪水。”

  2008年三峽大壩完全建成之后,新華網稿件多次反復報道過:“三峽大壩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和“三峽大壩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 只不過這兩種防洪能力的前提條件不同。

  2010年7月20日,央視網節目中,面對即將到來的特大洪水,專家的明確答復是“三峽今年是具備有正常運行期設計的防洪能力,這是肯定的”

  這樣,從2003年報道三峽大壩建設得很堅固;到2007年三峽大壩的建設還沒有全部完成,專家曾強調防洪能力有限;再到2008年三峽建成之后,可以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配合分洪措施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直到2010年,面對即將到來的特大洪水,三峽的專家堅定的告訴想質疑三峽工程防洪能力有限的記者“三峽今年是具備有正常運行期設計的防洪能力,這是肯定的”。

  不言而喻,如果不是有人故意利用某些新聞標題,斷章取義的故意編造、炒作,這幾篇文章關于三峽防洪能力的客觀報道,難道有任何過度的夸張嗎?解釋清楚了這些誣蔑三峽的謠言,我們再來看任先生的“把三峽吹捧的神乎其神的官方宣傳,其實自己早已就把它“妖魔化”了,哪還等得及吃力不討好的不同意見者的質疑!有關方面在指責人們“攻擊”、“妖魔化”三峽的時候,就不能自己照照鏡子呢?”說法,是不是顯得有點滑稽了?

  應該說,不僅官方對于三峽的報道并沒有達到神乎其神,而且,從眾所周知的幾十年來關于三峽的爭論來看,官方報道也從來沒有完全否認過社會各界對于三峽的反對意見。然而,僅從任先生自己列舉的關于三峽防洪能力的幾篇文章來看,我們卻不能不承認:別有用心的“攻擊”、“妖魔化”三峽的,確實大有人在。

  最后,任先生感慨地說道“1988年,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培源接受錢鋼采訪時,用兩句話來概括一百多名全國政協委員對三峽工程的態度:——我們很關心。 ——我們很不放心!”不過,我卻非常想提醒任先生,這個比喻不太貼切。周培源的“我們很不放心”是有道理的,因為,當時的三峽還沒有建成,很多技術問題還沒有結論。例如,關于泥沙的淤積到底能有多嚴重,雙方的專家誰也拿不出確鑿的證據來說服誰。因此,不僅當初的很不放心是必須的,而且,也是有所準備的。

  三峽工程的論證結論中的“一次建成,分期蓄水”就是要在建成后,觀察泥沙的實際情況如何,一旦發現泥沙淤積確實很嚴重,無法按照高壩蓄水的話,就可以改為高壩建設、堤壩運行。所以,當年的“我們很關心”,“我們很不放心”,不僅是有理由的,而且也是除了周培源之外的很多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心情。但是,今天任先生的“我們很關心”我還比較容易理解,而任先生的“我們很不放心”卻讓人覺得,任先生似乎至今不肯接受三峽已經建成,很多爭論早已經做出了結論的現實。

  我相信如果周培源先生仍然在世,他看到今天的一切,一定不會還說“我們很不放心”。因為,今天三峽的現實,幾乎在各個方面都比當初預想的情況要好得多。這一點從國務院剛剛通過《三峽后續工作規劃》中也不難看出來。對比當年三峽論證的結論,唯一考慮不足的似乎只有清水下泄對下游的影響問題。不過,相對于國外的水電工程來說,這個問題似乎確實是利弊相當。因為我國河流的特點就是泥沙含量過高,最大的問題就是河道淤積造成的地上懸河。因此,出現一定程度的清水下泄,未必就不是好事。特別是在阿斯旺大壩建設前,很多專家曾經擔心尼羅河下游會被下切深淘20米,而最后的結果只有6米左右。這個差距也是造成我們以往對三峽的清水下泄所造成的問題不夠重視的原因。

  當然,現在也還有不少人說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利弊影響到底如何?還需要較長時間的歷史來檢驗。其實不然,三峽工程不過是世界上眾多的大水庫之一,除了三峽的水電裝機容量世界第一之外,世界上已經有過二十幾座比三峽大得多的水庫,運行了半個多世紀。它們當中除了由前蘇聯修建的阿斯旺大壩,不斷地遭受一些非議之外,其它的大水庫、大電站都沒有發生令人擔心的不測。因此,如果美國人不說他們對自己的胡佛大壩“很不放心”的話,我們的任先生和出于各種原因的三峽反對派們,也大可不必對三峽“很不放心”。否則,你們不僅會活得很累,而且也難免讓人覺得有點犯傻。


  參看文章:《三峽:為什么“我們很不放心”》

  作者:任星輝

  5月18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三峽后續工作規劃》,這次會議同時指出:“三峽工程在發揮巨大綜合效益的同時,在移民安穩致富、生態環境保護、地質災害防治等方面還存在一些亟須解決的問題,對長江中下游航運、灌溉、供水等也產生了一定影響。這些問題有的在論證設計中已經預見但需要在運行后加以解決,有的在工程建設期已經認識到但受當時條件限制難以有效解決,有的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提出的新要求。”雖然從論證到建設,有關三峽工程的爭論和問題的消息,一直就有,但由官方公開承認這個多年來著力打造的政治標本工程存在不利影響,這尚屬首次。 

  在接下來的時間里,媒體一掃過去數年在三峽問題上的“謹慎”,開始大量報道和探討相關問題。借著這次國務院這次表態造就的言論空間而來的,除了對相關問題關注的深度推進,還有有關方面的重申、澄清或辯駁。就后者而言,或者強調三峽工程是科學論證、民主決策的典范,或者指責有人借機“攻擊”、“妖魔化”三峽工程,種種說法,不一而足,好像媒體和民眾的真是“吃飽了撐的沒事干”一樣。 

  其實,對于稍微留心三峽的人而言,國務院的這次表態所涉及的問題,早已通過此前媒體的零星披露和各種不脛而走的“小道消息”有所了解,所以其作用無非是為相關問題的解決提供一個更為寬松的環境而已,此外并無特別。但要解碼近三十年的正面宣傳和“引導”之后,公眾何以對三峽依然“我們很關心”、“我們很不放心”,恐怕還得從三峽方面及相關者這次出面申言的東西入手。 

  科學論證? 

  1986年6月,原本由國家計委主持、國家科委協助的三峽論證,轉由當時的水利電力部負責。水電部主持的此次可行性論證得出的結論是:“三峽工程對四化建設是必要的,技術上是可行的,經濟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正是這次重新論證,成了后來三峽工程上馬的基調。理應說,這次由來自“國務院所屬17個部門、單位,中科院所屬的12個院所,28所高等院校和8個省市專業部門”的412位專家分成地質地震、樞紐建筑物、水文、防洪等14個專家組進行的論證,不至于再有“科學論證”與否的疑問,但問題恰好就出在這里。(長辦三峽論證辦公室,1990:3、8) 

  水電部是三峽工程的主管部門,對三峽也持主上態度。因此,論證交由水電部,如時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三峽論證組副組長的原國家計委副主任林華所言,是“由國家論證變成了部門論證”,從此“三峽該不該上是不容討論的,只能論證‘如何上’的問題”。林華指出,“這就是主管部門自我論證自我決策的弊病所在。”他認為:“像三峽這樣的重大工程,影響到經濟、政治、軍事的大局,技術問題的比重最多只占30%,而且技術問題要服從于經濟、社會的全局。所以應當由綜合部門進行全面論證。”對水電部主持論證有話說的,不止是林華。1988年12月,包括林華在內的孫越崎(時任政協經委三峽論證組組長)、陸欽侃等10位全國政協委員在共同致中央的“關于三峽工程論證的意見和建議”中提出:“建議下一步討論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時,請綜合部門如國家計委、國家科委或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組織,請更為廣泛的各部門專家學者參加,貫徹真正的民主化科學化精神……”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著名科學家周培源則坦言“由國家論證變為部門論證是錯誤的。”(戴晴,1989:20、70) 
論證交由水電部負責,就讓人給“科學論證”打了問號,而它組織論證的方式、程序等,更是坐實了這個問號:“在組織工作上,水電部成立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對論證工作實行集體領導。領導小組由原水電部部長、有關的副部長、總共、副總工及有關領導共12人組成。”(長辦三峽論證辦公室,1990:2)在前述“意見和建議”中,10位政協委員就指出,領導小組的這些人“都是一貫主張早上快上三峽工程的同志”。我們來看看這個領導小組名單,就知道所言非虛了: 

  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名單 
  組 長 錢正英水利電力部部長 
  副組長 陸佑楣水利電力部副部長,高級工程師 
  副組長(兼技術總負責人)潘家錚 水利電力部總工程師,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高級工程師 
  成 員(兼秘書長) 
  陳庚儀 中國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籌建處主任,高級工程師 
  成 員(兼副秘書長) 
  黃友若 國務院三峽地區經濟開發辦公室副主任 
  成 員 
  史大幀 水利電力部副部長,高級工程師 
  楊振懷 水利電力部副部長,高級工程師 
  婁溥禮 水利電力部總工程師,高級工程師 
  蘇哲文 水利電力部原總工程師,高級工程師 
  魏廷爭 水利電力部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高級工程師 
  沈根才 水利電力部副總工程師,高級工程師 
  徐乾清 水利電力部副總工程師,高級工程師 
  孫越崎等同時指出,“在領導小組下屬的14個專家組,其中10個組的組長是水電系統各部門負責人,其余4個組也有水電系統的同志任副組長。”如此組織格局下的論證氛圍又如何呢?(戴晴,1989:20;領導小組名單及專家組名單均可參看國務院三建委辦公室網站:http://www.3g.gov.cn/gclz/lzxz.ycs) 

  參加了1988年11月下旬三峽工程領導小組第九次擴大會議的這幾位政協委員說,“即以這次領導小組擴大會議出席者177人統計,其中103人為水電系統的同志,也占多數。這樣的組織方式難免形成‘一家之言’。”“會上雖有不少不同意見,但總結時總以絕大多數同意,原則通過論證報告。而且歷次論證會,都是一面倒的三峽工程一切都好,三峽工程不可替代的發言,稍有不同意見,很快就抓住一點進行反駁,民主空氣是很不夠的。因此,我們認為到目前為止的論證,實質上是一個部門對其所屬工程的論證,難以做到超脫的綜合論證。”(戴晴,1989:20) 

  何況,作為主管部門的水電部(1988年撤銷,改組為水利部和能源部)還有別的考慮。拒簽綜合經濟專題論證報告的地理學家郭來喜指出:“論證報告提出1989三峽工程上馬,我想這不是一時的失誤,也不是疏忽,而是一廂情愿。三峽工程不立即上馬也有一定難處,這就是葛洲壩工程完工后施工隊伍如何轉移,家屬怎么安排,也涉及到成千上萬人的切身利益問題。”(郭來喜,1988:328)在林華處巧遇來采訪的記者錢鋼的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雷樹萱也說:“為什么葛洲壩花那么多錢?就是本來想搞了葛洲壩,裝備起來去上三峽。因此葛洲壩48億投資,有8個億是施工機械。有人說,搞了一支強大的‘海軍’,一支強大的‘裝甲兵’,——從日本進口了大采沙船,這種船只有在長江可以用。搞了那么多大翻斗車,也只有在長江截流用。現在工程完了,兩個億算是折舊了,六個億的設備爛在那里,從1970年到現在,快二十年了。浪費不得了!”(戴晴,1989:71)這當然也是問題,但正如郭來喜所說:“比起全國大局畢竟是個局部問題。”可是,真正重要的,卻是主持論證的主管部門水電部的想法。 

  如此等等,還怎么“科學論證”? 

  民主決策? 

  論證之后,最終決策定于政治,這無疑義。但正如真正的論證不應借科學之名,行承風希旨之實一樣,政治決策不能系于領導的腦門子,而應受制于民主程序或者至少是代議機構預算控制下的公共機構。三峽工程走的是最高權力機構的民主程序。類似公共工程由人大決策,這是空前且暫時絕后的一次。 

  1992年4月3日,七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審議了國務院“關于提請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議案”,通過決議,“決定批準將興建長江三峽工程列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由國務院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和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選擇適當時機組織實施。對已發現的問題要繼續研究,妥善解決。”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共2633人,對這一個議案的表決結果是贊成票1767,反對票177,棄權票664,另有25人未按表決器。雖然贊成票占多數,但反對和棄權票之多,也創下了迄今為止的人大會議之最。 

  本來,一個設想近百年、論證半個多世紀,牽涉面如此之廣的工程,無論論證還是決策,有不同意見都是平常事,根本不足為怪。但為了回答三峽工程的決策是否民主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從不同意見受到何種對待開始說起。這是因為,只有民意代表有充分的機會了解對三峽的不同意見,并能自由地表達自己關于三峽的意見,才能避免稀里糊涂投票,充作“橡皮圖章”的民主假象。 

  先來看當時環境下不同意見的表達空間。 

  如果說前面提到的有不同意見的專家們在論證程序中是“說了也白說”的話,在公共表達中受到的待遇則基本上是“不讓說”。政協委員、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喬培新說:“圍繞三峽工程的論爭反映了一種偏向——不夠民主。只許表示贊同的意見,而給反對意見的申述設置種種阻礙。決策在表面上有民主程序,實則不是那么回事。去年政協會議期間,人民日報向我約稿,我談的便是對三峽工程的意見,稿子安排了說是第二天見報,但報社突然接到上面通知,說不發表,只好作罷。”政協委員、水利水電與防洪專家陸欽侃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說:“新聞界對討論三峽工程的報道不公正。一方面贊成上馬的消息見諸于各報刊;另一方面我們送給報社的稿件都被退回不用。因此容易給人民群眾造成錯覺。1988年政協開會,我和五名委員聯名擬了一個提案,說‘關于三峽工程上馬的兩種不同意見,應平等地都見報’。后來中宣部答復是:‘不宜在報上公開辯論’。”(戴晴,1989:87、105)又是“上面”的通知,又是中宣部的“不宜”,這些不同意見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其實,不止是這些委員們個人,就是全國政協出面,也無可奈何:當時孫越崎帶隊的全國政協考察團考察三峽后在政協禮堂召開發布會,只有當時供職于《光明日報》的戴晴一名記者到場,且是林華通過私人關系約請,而非報社委派。后來戴晴從報社得知,上面有通知不讓去。戴晴就是從此開始關注三峽的。(戴晴,1993a) 

  雖然借著當時的新鮮空氣,仍有不少作品見諸媒體或正式出版,比如李銳的《論三峽工程》和田方、林發棠主編的《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和《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兩書,但總體的言論空間依然非常有限。來自國家計委的田方、林發棠兩位學者因為主編前述著作,就幾度受到主管部門領導的干擾。(戴晴,1989:127)匯集大量不同意見的《長江三峽工程爭鳴集》(總論、專論)雖于1987年由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卻是“內部發行”。由戴晴主編,多位記者參與采寫,匯集了三峽工程主要不同意見的《長江 長江——三峽工程論爭》一書,經各種周折終于出版后,于1989年10月被以“為動亂和暴亂作輿論準備”之名查禁。(參見曉蓉:《長江 長江》成書以后) 

  與不同意見的這種屈辱境遇不同,主上一派的勢頭可謂是咄咄逼人。郭來喜提到:“參加三峽工程論證對我說是個不斷學習過程,但有話又不能不說。在我認識轉變過程中,對我刺激很大的一個因素,是上海出版的《地區經濟發展戰略》三峽工程特刊。中央決定三峽工程組織全國各方面的專家重新論證,論證會尚在進行中,就在會外大造輿論,而且按語與標題都很刺目,說什么三峽工程已經等待了30年,即使是原子彈……等等,似乎原子彈扔下來也不成問題。”他還評論道:“論證報告給我的印象有點強加于人之感。好像非得1989年上馬不可。為什么不用個假設年份,例如假定1989年上馬呢?為什么不用一個更客觀辦法,用工期第1年、第2年……第20年這樣的序列來論證呢!明知1989年上不了馬而非寫1989年開工不可,是不是有點逼人就范的味道?今年6月我去成都出差還從一位非常有名望的科學家那里聽到中央已決定三峽工程明年上馬的誤傳。聯想起來的這是否又是一次人為的社會輿論?從會外‘配合’會內論證呢!”(郭來喜,1988:327、328) 

  需要補充的是,即使是對三峽工程持主上態度的論證報告,流通范圍也是受限的: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辦公室于1988年12月出版的《三峽工程專題論證報告匯編》,封底寫著“內部文件 注意保存 請勿翻印”。不同意見的傳播受到種種杯葛,主上者卻多以論調而非論證示人,如此輿論背景,我們的民眾及其代表,怎么可能較為全面地了解這個工程呢? 

  如果說此情此境談國民的知情權太過奢侈,那就現實一點,只看以人民之名決策國是的人大代表們,對他們要決定其命運——至少表面上如此——的這個工程,能了解到什么程度。來自臺灣的人大代表、常委黃順興的遭遇,就很能說明問題。 

  黃順興是臺灣彰化人,是農業和環境保護專家,1964至1969年任民選縣長,1972至1980年任民選立法委員。黃先生1985年取道日本來到大陸,1988年出任全國人大代表、常委。他來到大陸不久,便為了弄清楚真相,開始搜集資料,但在人大,他卻被排除在通過決策之前組織的人大常委三峽工程考查團之外:“我在事前根本不知道人大常委決定作這樣一個考察。直到他們從三峽回來,向報界發表完全支持三峽工程早上快上,我才從電視上看到。我問幾位一直關心這一工程的常委,都說并沒有得到通知。我于是馬上打電話問秘書處這是怎么回事。他們怎么說呢?他們說,我們猜想你身體不好,就沒有通知你。我說你怎么知道?!他吱吱唔唔講不出來。后來我聽說,去的人是經過挑選的,多數是外行,自然不會提出反對意見。”即使三峽議案列入了1992年的人大會議審議日程,人大方面也沒有協助他全面了解情況,“不但沒有,還制造重重阻礙,連最基本的論證資料也不肯提供。”黃順興問秘書處:“你們準備的成套的力促上馬的‘正面材料’看到了,有沒有另一方面的意見?我兩面都想了解。他說臺灣團有一份,只能借用,不能給你。我說:你們做正面推動性宣傳,花那么大的氣力,每位代表光材料就幾公斤;而不同意見,只薄薄的幾小冊,怎么就不能發給每人一套?三峽工程的決議案要在大會上表決,不了解全面情況,怎么發表意見?也許有人愿意放棄權利,我不,我要我的一份,你想辦法給我找來。”明知無望的黃順興只能在開會之前在家中自行將10本負面材料復印好幾份,發給了希望知道全面情況的代表。不過,后來在會上,秘書組還是給了他一份反對方意見,并且說:“黃老,這是特別給你的。”他當時回答說:“我不要特別,了解全面情況是每個代表的基本權利。”(戴晴,1993b) 

  這樣的情況延續到了人大對三峽的正式審議和表決上,如黃順興所言,“為達到通過的目的,他們想方設法”,違反法定程序也在所不惜。當時,并沒有安排不同意見專家到會介紹不同觀點,到小組會上說明情況的水利部、長辦人員,對部分委員提出的問題,有的推拖,“有的根本答不出來,如預算、籌款渠道等問題;有的答非所問,只將他們的提案重復一遍了事;有的干脆明說不敢作答。”黃順興想讓更多的代表了解更全面的信息,但他的努力失敗了:“在小組討論階段,我盡量和別的代表聯系,動員起一切可能的因素,想讓盡量多的代表在表決前知道不同的意見。不同意見材料,大會不下發,我想,那我就個別送吧。沒想到送也送不成,因為大會封鎖,不同地區的代表之間不準直接交往,材料只能送到所在團的秘書處。但一到那里,就如泥牛入海,對方根本不可能收到。”(戴晴,1993b) 

  三峽議案表決時的遭遇,最終使黃順興退席抗議。黃順興說,“人大《議事規則》第54條規定:想在大會上發言的代表,須事前向大會秘書處登記,大會主席即應安排發言。臨時動念者,經大會主席許可始得發言。代表第一次發言時間10分鐘;第二次5分鐘。”“這條規定是很具體的,只要代表事先登記,大會主席就得安排,不得拒絕,只有臨時要求發言者,主席才有回旋權力。我那次既然已經決心在大會上發言,3月31日便向大會秘書處登記了。按照規定,對于能否發言,根本無需懷疑。盡管如此,我還是作了最壞的打算,準備好重要的材料赴會。”表決當天,黃順興登記了的發言果然沒有被安排,他只能臨時變通應對:“我在座位上舉起手,要求即席發言,但主席不予理睬。我還是站了起來,下定決心發表自己的意見。這時,突然聽到臺灣記者喊:‘沒有聲音了!沒有聲音了!’一開始我還沒有反映過來,后來才明白,原來整個會議大廳的音響系統,一剎那間通通切斷,就只剩下主席面前的一個麥克風還工作。你堂堂一個人大,怎么敢這樣——將電源關閉,動用技術手段來壓制代表行使權利。我決定退席抗議,離開座位,走到休息廳。記者圍上來,我事先雖然沒有料想到關閉擴音器這一粗暴作法,畢竟有所準備,于是當場把材料散發給他們,同時對他們做了補充說明,等于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戴晴,1993b) 
林華說:“你光給領導同志送一面之詞,你讓他如何做出正確判斷?”人大的決策亦如是。不同的意見,尤其是反方意見自由、充分呈現,讓參與決策者對問題的是非有個基本的了解,在此基礎上再按法定程序拍板定案,如此民主決策一說方可謂不謬。可在三峽決策上,不同意見無論在社會還是在決策機構,都被刻意限制,“一言堂”若此,哪來什么“民主決策”?如果民主只是稀里糊涂摁表決器,盲人觀花聾子聽戲的話,那這也算得上。 
這個錯漏百出、違反法定基本程序的決策,到底是用來做什么的呢? 

  黃順興說:“本來,大陸幾十年來上馬的工程不下千百萬,小至啤酒廠,大至核能發電站,也有投資幾十億上百億的,都不曾如此鄭重‘通過’,為什么偏偏把三峽工程拿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表決?這本身就有問題。”什么問題呢?黃順興的觀察可能道破了個中玄機:“沒有把握又要強行通過,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要把責任推給全國嗎——這是你人大通過了的!為什么要推?沒有把握。這幾樁事情都是連帶的。” 

  但正如黃順興擲地有聲的回答:“這責任你推得掉嗎,我們每一個人、每一樁事,都是要向歷史交代的。” 

  眾聲還將喧囂 

  關注過長江洪水報道的人可能都清楚三峽大壩的防洪地位在媒體上的嬗變軌跡: 
  2003年6月1日,新華社稿件:“三峽大壩固若金湯,可以抵擋萬年一遇洪水” 
  2007年5月8日,新華社稿件:“三峽大壩 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 
  2008年10月21日,新華網稿件:“三峽大壩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2010年7月20日,央視網稿件:“三峽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大壩上” 
對于這些由權威官方媒體發布、讓公眾無可如何的防洪標準,后來三峽方面出面澄清:“大壩的防洪能力從來就沒有變過,是媒體在不同時期截取了不同概念,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四種說法都對。”(以上據媒體報道整理)如果你去翻閱三峽論證報告,當然會知道這些報道的不嚴謹。那么,是這些媒體要把三峽方面往火上架嗎?這顯然也非實情。正如一些人已經提到的,這些不確切的信息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在于有關方面的過度宣傳。 
官方在輿論上一方面把三峽工程說得有百利而無一弊,另一方面又想方設法壓制不同意見的表達空間,對于問題或事情,也盡量藏著掖著,到了不得已非得公開或澄清的時候,就擺出一切盡在掌握中的架勢。雖然基于對論證、決策程序的質疑和各種渠道的了解,公眾對三峽工程的問題已經有了相當的心理準備,但由一個不受民意控制的官方機構像擠牙膏一樣一點點的往外擠,誰又知道還有多少沒擠出來呢?如果說三峽論證和決策中的問題,尚可以視作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那么,在三峽已經建成的今天,有關方面是否應該補上信息透明這一環,讓國民的知情權有個著落呢?至少從我們追問三峽資金信息公開的嘗試來看,即使在《信息公開條例》的制度保障之下,相關機構拒絕,法院不受理,只能說:曬賬,難!信息透明,難! 

  是工程就有利有弊,這并非那種庸俗的兩分法,實情如此。而官方主導的過度宣傳則幾乎“神化”了這個工程,但正如一切人造神話的結果往往是飛仙不成反生妖孽一樣,把三峽吹捧的神乎其神的官方宣傳,其實自己早已就把它“妖魔化”了,哪還等得及吃力不討好的不同意見者的質疑!有關方面在指責人們“攻擊”、“妖魔化”三峽的時候,就不能自己照照鏡子呢? 

  1988年,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培源接受錢鋼采訪時,用兩句話來概括一百多名全國政協委員對三峽工程的態度: 
  ——我們很關心。 

  ——我們很不放心! 
  今天,這兩句話可能是很多關注者依然要說的。何況,三峽工程的效益之辯還算不上結束,移民、資金等問題依然有待解答,由三峽帶來的長江流域區域利益分配的問題也正在浮出水面…… 

   (注:任星輝先生的文章來源于《傳知行學術通訊》2011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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